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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什么病？”

    “肺。医生说很严重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的心沉了下去。她问了医院地址，直接赶了过去。

    贝尔塔住在维也纳总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。房间不大，但干净，窗台上放着一盆花——是假的，塑料的，但颜色很鲜艳。贝尔塔躺在床上，比三个月前瘦了很多，颧骨高高地凸出来，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色。

    “您怎么不告诉我？”伊洛娜坐到床边。

    “告诉你有什么用？你又不能替我生病。”贝尔塔的声音很沙哑，但语气还是那么硬。

    “我可以来看您。”

    “看了又怎样？我又不会好得快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握住她的手。那只手很瘦，骨头硌手，但很暖。

    “医生怎么说？”伊洛娜问。

    “说还能活半年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的手一紧。“半年？”

    “也许更短。也许更长。医生的话，听听就行。”

    “那您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在写回忆录。”贝尔塔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叠稿纸，“写了三分之一了。想在死之前写完。”

    “您不会死的。”

    “每个人都会死。”贝尔塔看着她的眼睛，“伊洛娜，你比我年轻，比我有才华，比我勇敢。你不要浪费。”

    “浪费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浪费你的才华。不要像我一样，一辈子写没人看的报道。要写能改变人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“比如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比如，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当医生？一个工人为什么不能吃饱饭？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开咖啡馆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不在报纸上，在法律里，在制度里。你要写的是——怎么改变法律，怎么改变制度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沉默了。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么远。她只是想写真相，想让人们看到真相。但贝尔塔说得对——看到真相之后呢？如果什么都不改变，真相就是一堆废纸。

    “贝尔塔，”她说，“我答应您。我会写能改变人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为我写的。为那些不能写的人写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

    贝尔塔笑了。她的笑容很疲惫，但很真。

    “伊洛娜，”她说，“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记者。”

    “我才当了一年。”

    “时间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有一颗不妥协的心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低下头，眼泪掉在贝尔塔的手背上。

    贝尔塔没有擦。她只是让那些眼泪流着，像雨水落在干涸的土地上。

    的里雅斯特的冬天不像维也纳那么冷，但风很大。

    莱奥站在炮台的围墙上，大衣被风吹得像一面旗子。他手里拿着一封信——是伊洛娜写来的。信上说，贝尔塔病了，可能活不过春天。她说她很害怕，不是怕死亡，而是怕“来不及”。

    “来不及做什么？”莱奥问自己。

    信上没有写。但他猜得到——来不及说真话，来不及改变什么，来不及爱一个人。

    他把信折好，放进口袋，然后去找马蒂奇。

    “军士长，你说过，你在这待了二十年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”

    “你有没有后悔过？”

    马蒂奇想了想。“后悔过。但后悔没用。”

    “那什么有用？”

    “往前走。”

    莱奥看着海面。冬天的海是灰蓝色的，浪很大，白色的泡沫在浪尖上翻滚，像一群奔跑的羊。

    “我想做一件事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什么事？”

    “去维也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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