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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谢晋没有抽回。

    他想起1968年冬天，牛棚看守的老婆，偷偷塞给他一个热红薯。

    那只手也是凉的，指甲里有泥。

    她把红薯塞进他掌心，转身走了。

    他连她的脸，都没看清。

    妇人松开手，从手袋里取出一张名片，放在谢晋膝头。

    名片上印着一行，花体意大利文：

    索菲亚·罗兰。

    她对他笑了笑。

    不是演员对导演的那种谄媚。

    是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，把自己说不出口的话，说出口之后的笑。

    谢晋把名片，收进中山装内袋，贴着心口。

    袋里还有一封没寄出的信。

    1979年12月20日，他一个人坐在书房写回信。

    写了三页，又全部划掉，最后只留下一句话。

    他没寄出去。

    现在那张名片，压在这句话上面。

    他忽然觉得，这封信可以永远不寄了。

    九月十二日，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内部辩论。

    地点是电影宫二楼的小放映厅，窗户正对运河。

    贡多拉船夫的吆喝声，从水面飘进来。

    每隔几分钟，就被摩托艇的马达声盖过。

    十二位评审，围坐在长桌两侧。

    主席埃托雷·斯科拉坐在长桌一端，面前摊着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。

    他是1974年戛纳最佳导演，《我们如此相爱》至今仍是意大利影迷，每年必重温的经典。

    片中有句台词，被无数次引用。

    “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反抗历史，其实我们只是在历史里游泳，偶尔抬头换一口气。”

    此刻他低着头，用指甲划着笔记本扉页。

    那是他的习惯，每次遇见真正难以裁决的片子，他就在纸上画圈。

    一圈。

    两圈。

    三圈。

    已经画满了小半页。

    法国评委雅克·里维特首先发言。

    他是新浪潮硕果仅存的大将之一，1961年以《巴黎属于我们》出道。

    此后二十年，拍了十四部长片。

    每一部都在探索同一个命题：

    电影究竟有多少种可能。

    “这不是电影。”

    里维特把眼镜摘下，用麂皮擦拭。

    “电影是叙事艺术。这部片子只有动物本能和人类回忆的交叉剪辑，没有情节，没有人物，连一句解说词都没有。观众如何理解导演意图？难道我们评审也要靠猜？”

    德国评委彼得·汉特克，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搁。

    他是1973年毕希纳奖得主，编剧出身。

    1966年以《骂观众》，震撼德语文坛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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